伦敦，当瑞集团总部大楼顶层的董事长办公室里，郁令放下了电话。窗外是泰晤士河的景色，游船缓缓驶过，但郁令没有心思欣赏。他刚刚结束了与上海分公司的视频会议，并购案进展缓慢的消息让他眉头紧锁。

　　办公室门被敲响，助理拿着一份文件进来。

　　“董事长，这是下周董事会的议程。”助理将文件放在桌上，“另外，老夫人从上海打来电话，说戈羽少爷最近……”

　　“最近怎么了？”郁令抬眼。

　　“老夫人说，少爷白天处理公司事务，但晚上总是不见人影。”助理谨慎地措辞，“有几次司机晚上去别墅，发现少爷不在家。”

　　郁令沉默了片刻，挥手让助理离开。他走到落地窗前，看着伦敦阴沉的天空。这些年，他一直知道儿子对家族生意缺乏热情，但没想到郁戈羽会用这种方式消极应对。

　　此时陈珠文发来的信息：“戈羽心思不在生意上。你该好好跟他谈谈。”

　　郁令回拨了电话。

　　“妈。”

　　“让你儿子回国是来接手生意的，不是让他三天两头不见人影的。并购案这么关键的时候，他晚上都去哪儿了？”陈珠文的声音从听筒传来，带着明显的不满。

　　“我会问清楚。”

　　“不是问清楚，是要管好。”陈珠文语气严厉，“当瑞这么大的家业，不能毁在他手里。你父亲当年为了集团付出多少，他都该记着。”

　　郁令挂了电话，疲惫地揉了揉眉心。

　　郁戈羽刚结束与英国那边的视频通话。凯金教授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：“戈羽，你之前询问的关于解离性身份障碍在高压环境下的表现，最近有个新研究很有意思。”

　　电脑屏幕上，教授发来的论文摘要清晰显示：“在长期处于无法自主决策环境中的个体，出现解离症状的风险显著增高。尤其是当个体面临重大人生选择却无法表达真实意愿时，心灵可能通过分裂创造出能够表达反抗的替代人格。”

　　郁戈羽滑动鼠标，继续往下看。

　　“这类替代人格往往具有主人格缺乏的特质：攻击性、叛逆性、或者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。在临床观察中，它们通常出现在主人格面临重大威胁却无力应对的时刻。”

　　屏幕上的文字在书房昏暗的光线下泛着冷白的光。郁戈羽靠在椅背上，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。论文中的描述与他这些年的临床观察高度吻合——那些看似突然变了个人的患者，往往都长期生活在某种无形的压迫中。而当压力突破临界点时，另一个自我便悄然浮现，做着主人格想做却不敢做的事，说着主人格想说却不敢说的话。这是一种生存策略，尽管以分裂为代价。

　　手机震动打断了他的思绪。是郁秀薇发来的信息：“明天奶奶要见你。关于并购案，她有话要说。你回国这么多天了，为什么就不去见她呢？”

　　郁戈羽盯着那条信息看了几秒，没有回复。他关掉电脑，书房瞬间陷入更深的黑暗。只有窗外城市的微光透过玻璃，在地板上投下模糊的窗格影子。

　　这些年，他太熟悉这种压迫感了。从被选定为继承人那天起，他的人生就不再属于自己。不能偏离，不能质疑。

　　而选择心理学是他唯一一次偏离轨道。

　　他还记得三年前向父亲提出要去读心理学硕士时，郁令那张瞬间沉下去的脸。

　　“心理学？”父亲的声音冷得像冰，“郁家的继承人不需要学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。”

　　“我想学。”那时的郁戈羽罕见地坚持。

　　“你想？”郁令放下手中的文件，抬眼看他，“戈羽，你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。你的想或不想，都不是你能决定的。”

　　那次争执的结果是他妥协了——他同意毕业后进入集团工作，换取父亲对他读心理学的默许。但这默许是有代价的：他必须同时在伦敦政经学院攻读MBA，并且毕业后立即回国接手业务。

　　剑桥大学，心理学系的办公室里，凯金教授刚结束与日内瓦一位同行的视频通话。

　　“关于解离性身份障碍在国际诊断标准中的争议，我认为主要源于文化差异。”凯金教授对着刚进门的助手说道，手里整理着一叠资料，“在西方临床实践中，DID通常与严重的童年创伤直接相关。但在东亚地区，我们观察到更多高功能性案例——患者在社会层面运作良好，甚至非常成功，直到某个触发事件导致症状爆发。”

　　助手将一杯咖啡放在桌上：“所以您认为，社会文化压力本身就可能成为致病因素？”

　　“不仅是可能，在一些案例中，它就是主要因素。”凯金教授打开一份病例资料集，“你看这个日本案例。患者是家族企业的第三代继承人，从小被严格培养，一切行为都必须符合继承人的标准。他在三十五岁那年突然出现解离症状，当时正值家族权力交接的关键时期。”

　　资料上记录着详细的治疗过程：患者会突然变成另一个人，一个粗鲁、放纵。这个次人格会做一切主人格绝对不可能做的事。

　　“治疗师最终发现，”凯金教授翻到总结页，“这个次人格的出现，恰恰是在主人格被要求正式接管公司的那一天。潜意识里，主人格根本不想承担这份责任，但他无法反抗。于是心灵创造了一个反叛者，替他表达拒绝。”

　　助手若有所思：“所以疾病有时候是一种被压抑的自我在求救？”

　　“可以这么理解。”凯金教授合上资料，“这也是为什么DID的治疗如此复杂。你不仅要治疗症状，还要处理症状背后的结构性压迫——那些让患者感到无法逃脱的家庭期待、社会角色、文化规范。”

　　凯金教授走到窗前，想起自己那位已经回国的学生。他知道郁戈羽此刻正在上海，白天处理家族企业，晚上继续心理学研究。这种双重生活能维持多久？当两个世界的冲突真正来临时，他又该如何选择？这些问题的答案，凯金教授不知道。但他知道，有些路一旦走上，就再也无法回头。

　　郁戈羽站在红木书桌前，看着祖母将一份厚重的文件推到他面前。那是当瑞集团东南亚业务的审计报告初稿。

　　“董事会前，你必须把这份报告吃透。”陈珠文的声音不高，每个字却像钉子敲进木头，“你三叔公的人不会坐以待毙，他们会找各种理由质疑审计的合法性。”

　　郁戈羽翻开报告。密密麻麻的数据，复杂的股权结构图，还有标红的异常交易记录。这不是一份普通的财务审计，而是一份作战地图——标记着家族内部的权力分割线。

　　“最棘手的是这部分。”陈珠文指着报告中间几页，“三年前那笔五千万美元的跨境转账，表面是设备采购，实际流向了一家境外空壳公司。追查下去，会牵扯到你表叔在澳门的关系网。”

　　“证据链完整吗？”

　　“财务上完整，但人情上……”她抬头瞥眼看郁戈羽。“你爷爷当年欠你三叔公一个人情。具体什么事我不清楚。”

　　郁戈羽明白这句话的分量。在家族企业里，有些账本上永远看不见的债务，比白纸黑字的合同更难清算。

　　“董事会上，你只需要陈述事实。”陈珠文看着他，“数据会说话。至于那些人情的债，让你爸去处理。”

　　“明白。”